文／明道副总裁  许维

公众号／xuwei0418

出于曾经媒体人的职业习惯，我总喜欢透过新闻表面去阅读它背后的信息。昨天柴静的《穹顶之下》上线后，我就开始了“侦查”行动，结果令我颇受鼓舞，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看我都侦查到了些什么。

2月28日，《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网制作了《穹顶之下》专题页面。

3月1日，新华社下属的新华网头条新闻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浙江的探索实践》，重申了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的科学论断。这篇文章是新华社记者文章，并非领导人下基层文章，在这个时间点抛出这篇文章，为什么？

第三个信息来自我们的常识感知，那就是昨天《穹顶之下》是绝对的头条，没有之一（不知道汪峰昨天在干什么）。

这三个信息串联在一起，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穹顶之下》的蹿红并非仅仅是因为柴静是名人，并非仅仅因为这个选题有话题性，即便假设这部片子的传播没有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它绝对也是被默许了。

让我们再看一个信息：

2月27日，习近平签发了第十九号主席令，免去周生贤环保部部长职务，任命陈吉宁为环保部部长。

2月27日、2月28日、3月1日的这三个信息，是不是有可能有些关联呢？

现在再让我们看一看周生贤和陈吉宁又是怎样的背景：

周生贤1949年出生，今年66岁，从宁夏区域首长做起，1999年进入中央，一直到被免职的16年都从事与环境有关的工作。事实上，他早在今年1月28日就被免去了环保部党组书记一职，同时陈吉宁被任命为党组书记，二人在1个月前就已经交班了，2月27日的主席令应该只是在政府系统里又走了一个程序而已。周在位16年，雾霾这个黑锅想不扛都说不过去。

陈吉宁1964年出生，今年51岁，这个年龄对一个官员来说正是风华正茂。从陈吉宁的简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官员，从求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环保领域，而且一直都在学术体系工作，与官场没有瓜葛，这种中立的背景既让他能够被各方所接受，也能让他没有包袱的开展工作。

大家觉得这个人事变动是不是看上去挺不错的呢？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正在对改善环境采取某些行动呢？

柴静在视频当中说到，我们的污染源头主要来自于煤炭比例过高、柴油排放超标、汽油油品低下，这都属于能源系统的问题吧？请大家看下面一张图：

事实上，2014年中央就针对能源系统的腐败问题大打出手，上至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中石油体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都被拉下了马。如果我们担心在官场上没有根基的陈吉宁会遇到实权部门的抵制，看了这张图我们是不是能够乐观一点呢？

我相信昨天《穹顶之下》播出后，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失望、痛苦甚至愤怒，但我看到的只有“希望”二字。面对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总是去指责造成这一问题的人，ok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更加重要的是立刻停止发泄，开始着手解决问题。幸运的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速度可能会非常快，《穹顶之下》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社会动员，它让整个社会对治理环境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舆论的力量会给那些抵制环境治理的利益集团以压力，会给政府当中支持环保的官员以力量。

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糟糕，大家还记得APEC蓝吗？

APEC蓝证明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控制雾霾，我们立刻就能做得到。

柴静告诉我们，雾霾主要来自这些原因：

1、污染严重的煤炭占比太高；

2、柴油车排放标准执行不到位；

3、汽油油品太低；

4、汽车是城市最大的空气污染源；

5、重工业严重过剩。

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审视这些原因，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先来看看“煤炭占比过高”的问题。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山西是去年反腐工作的重镇，山西的班子几乎是来了一次彻底的洗牌。提到山西大家会想到什么？煤炭。煤炭占所有能源比重过高，会不会和某些人的利益有关系呢？我不知道。如果换了班子，会不会打破某些利益链条呢？不是没有可能。

也许有人会担心一个问题：中国人多，需求大，如果减少了煤炭的比重会不会出现能源危机？这是个好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思考另一个问题：能源被用在了哪里？

我查了一下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能够查到的最新数据是2012年的，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一个巨大的绿色扇形部分，它占到整个饼图的70%，它就是工业。我们的生活消费用掉了11%，交通运输用掉了9%，商业和服务业仅仅用掉了2%，农业和建筑业也是2%，其他行业占比总共5%。

ok，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能源是被工业大量的消耗掉的。那么我们的需要这么多的工业吗？让我们再来看一个资料，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014重点工作》一章提到：“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消化一批存量，严控新上增量。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领导都说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工业产能，嗯。所以别太担心能源不够用，本来就有很多能源是被浪费掉的，减少一些消耗对人民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

中国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源来自“增长”二字。我们不能说这是错的，因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主要矛盾。当你20岁进城打工的时候，你会嫌弃800块一个月的地下室不舒服吗？有个地方容身就满足了，关键是要能挣到钱啊。国家也是一样，当大部分人还在为吃饭问题头痛的时候，谁会在乎山清水秀呢？所以我们的政府就会“唯GDP”主义，GDP就是地方官员的KPI，所以大家就用投资去拉动GDP数字的增长，因为这样最块。

不过现在事情正在转变，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加入了环境保护的内容。同样是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克强用很大篇幅（708个字）提出“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的要求，他的措辞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李克强的态度非常坚决和明确。

再来看柴油车排放的问题，这问题对咱们来说好解决啊，就查呗、罚呗，简单啊。在解决问题方面，大家会发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相对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具有巨大的效率优势，这事儿如果放在美国，肯定成天辩论来辩论去，柴油车利益集团还要各种游说，真正出来法案可能一年都过去了。对我们来说，简单极了，环保部出个法规，公安部门一配合，查酒驾的时候顺道把柴油车给查了，还不增加成本。

汽油油品太次？这就更好办了。咱们的三桶油都是国企，你可以说国企效率低下，但那是商业上面的效率低下，而不是行政的效率低下，如果把考核一把手的KPI设定为环境保护，我保证中国油品质量立竿见影的就上去。何况去年石油系统打了好几只大老虎，现在的班子对中央政令敢不服从？

汽车污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无解，我们能够最直接想到的是发展新能源汽车，但其实这还不是问题的根子，我们为什么要开车？因为我们需要上下班，那如果我们上下班的距离很短，公共交通又很发达，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开车了呢？答案是肯定的。

Edwa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写到，“生活在一个每平方英里超过10000人的中等家庭每年需要687加仑汽油，而生活在一个每平方英里居住人口不足1000人的地区的中等家庭每年需要使用1164加仑汽油。”这是美国的数据，产生这个数据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当人口密度增加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半径会变短，从而减少交通的距离和频次。

在全体美国人当中，喜欢自己驾车的人是喜欢坐公交车的人的15倍，但是在纽约，喜欢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则是喜欢自己驾车的人的2倍多。这个差异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纽约的人口密度非常大，居民从住所到公司的通勤距离很短，开车并不比公共交通方便和划算。

也许这和大家的直觉相反，减少污染的科学方法并不是建设更多的乡镇和田园城市，并不是建设更多的低密度住宅区和增加绿化，而是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城市化，而且是大城市化。

我们应该大胆的增加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加市中心的住宅供应量，建造更多的摩天大楼供人们居住，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减少城市居民在交通方面消耗的能源，还能让公共交通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

有时候，如果方法不对的话，出于环保的好意却可能让环境变得更加糟糕，《城市的胜利》用数据证明了大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是更加有效的。

当然，我也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力度，现在虽然对国产新能源车有不少政策优惠，但是大家懂的，有些社会地位的人基本上不会愿意开着一辆挂有BYD标志的车去谈生意吧？所以新能源车的数量还是少的可怜。丰田、本田都有很好的新能源车型，能不能直接减免这些车辆的关税呢？一线城市在摇号、拍牌的时候，能不能用价格杠杆鼓励大家去购买新能源车呢？

最后一条“重工业严重过剩”在前面已经谈过了，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扯几句自己的感想吧。从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愤青，我也喜欢揭露问题、批评政府，我也总是喜欢从最阴谋论的角度去揣度我们的执政者。

但是在工作以后，尤其是开始担当企业的管理职务以后，我越发的理解到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不易。请记住这句话：任何的收益都是有成本的。

比如说，当我们想要雇佣一位出色的员工时，我们就要为他支付更高的薪水，这件事情的成本是降低企业的利润。当我们想要保持团队的高水准时，我们就要解雇一些不那么能干的员工，这件事情的成本是那位员工的不满。当我们想要提高团队的执行力时，我们可能会出台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流程和制度，这件事情的成本是员工无法快乐的偷懒。

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有人获益，就可能会有人受损。当领导给我们加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哦，那是我应该获得的”，但是当我们被减薪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因为我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给我穿小鞋”。

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此的夸张，雾霾如此之浓密时，我们本能的会去批评政府的不作为，这是但凡有些道德的中国人都会做出的举动。但我要说，这还远远的不够，因为批评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行动。

而且，我们还不应该悲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乐观起来——我们的政府正在有计划的进行着行动，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我们的政治体制有极高的行政效率。

好了，就写到这里吧。估计有人会说我5毛，其实我是“自干五”（自带干粮五毛党）。我200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9年。虽然很久没有参加过党建活动了，但我却发自内心的对我加入的这个党越来越有信心，我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我们的国家充满期待。她现在是还有很多的问题，作为国民的一员，我们应有的态度不是去指责和旁观，而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积极的参与到变革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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